編者按： 目前，我國推行的主要是九年義務教育。不過，在個別經濟較發達地區，已經開始推行包括高中教育在內的十二年義務教育。在今年召開的“兩會”上，許多代表委員提議，應將學前教育納入十二年義務教育范疇，因為這樣能夠從根本上緩解幼兒入托難、學費貴等問題。
從長期看，十二年義務教育是我國教育發展改革的一個方向，這已是共識。分歧在于，九年之外的三年，是選擇學前教育，還是高中教育？
方西河（岳陽市岳陽樓區朝陽小學）：
如果要普及十二年義務教育的話，我認為必須先普及高中。這既是我國國情所決定的，也是實施義務教育的初衷所決定的。
我國是農業大國，農村人口占全國總人口的57%，要提高全民素質，就不得不考慮如何提高農村人口的素質。但是，由于沒有普及高中義務教育，使得農村學生就讀高中的比例不斷縮小。一位教齡為18年的中學教師說，在他執教的縣一級中學里，每年只有25%的初中生會選擇上重點高中考大學，而18年前這個比例是60%。我老家所在的村，情況也是如此。如果普及了高中義務教育，這個難題就會逐步得到解決。
謝美華（桃源縣漳江鎮八字路完小）：
我也以為，如果普及十二年義務教育，應選擇高中三年。教育從本質來說，包括家庭教育、學校教育、社會教育三個方面。這三方面相互聯系，不可分割，但在不同的階段，應有不同的側重。幼兒教育本身是一種養護教育，所謂“父母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師”。家庭不同，對自己子女的期望也不同，所施加的教育和影響也不同，因而，幼兒教育以家庭教育為主較好。另外，從個人發展來說，高中時期是一個人的世界觀和人生觀形成的重要時期，他們雖然身心發展接近成人，但由于他們的知識經驗有限，對社會的認識難免流于膚淺和片面。在學校接受更多的教育，有助于提高他們的思辨能力，完善他們的人格。
曾衡（平江縣冬塔中學）：
1988年，75名諾貝爾獲獎者聚集一堂，有現場記者提出這樣一個問題：“您在哪所大學、哪個實驗室學到了您認為最重要的東西？”當時，一位白發蒼蒼的學者沉思片刻，答道“在幼兒園”。由此可見，學前教育是小學、初中、高中教育的基礎。優先普及學前教育應當擺在教育改革的突出位置。
有人曾說過，關閉一所幼兒園比關閉一所大學，更讓家長焦慮，更受社會關注；同樣，一所低質量幼兒園的存在比一所低水平大學的存在，更會讓家庭和社會不得安寧。這也從側面反映了普及學前教育對家庭生活和經濟發展所具有的重要作用。
而從我多年教育教學工作的經驗積累來看，學齡前形成的行為習慣、性格特征、求知興趣、認知能力在學齡期很難改變，且影響終生。作為個人發展的重要時期，科學地、有計劃地普及學前教育必將對受教育者產生積極深遠的影響，為受教育者的人生發展奠定終生受用的基礎。所以我認為，普及學前教育比普及高中要重要得多。
邱國權（平江縣安定鎮白毛小學）：
話雖如此，但教育改革必須針對現實。目前的狀況是，高中階段昂貴的學雜費，已經令不少家庭望而生畏，讓不少學子只能望梅止渴，更不要說是上大學了。長此以往，談何全面提高勞動者的素質？高中階段的學生，正是健全人格形成的重要時期，需要正確的引領，可是現在由于很多學生上不起高中，過早地流向社會，對他們的個人成長來說極為不利，對整個社會的發展來說更是不利。青少年犯罪率上升，很多家長對此表示憂慮，社會各界也深感其害。推行高中義務教育，讓每一個孩子能夠上高中，有利于推動我國教育體制的改革，也符合我國目前的教育現狀。
周芳元（瀏陽市小河中學）：
要說著眼現實，難道幼兒教育中出現的種種困境，就不是目前教育面臨的現實問題？
在“贏在起跑線”的口號下，“幼兒園小學化”讓學生和家長都很疲憊，而高價入園費更是讓家長為之傷神，如何破解，迫在眉睫。
可喜的是，我國正在為解決這些問題而努力。教育部基礎教育二司負責人說，“國十條”關于政府加大投入的相關政策可以概括為“五有”：一是預算有科目，將學前教育經費列入各級政府的財政預算；二是增量有傾斜，新增教育經費要向學前教育傾斜；三是投入有比例，財政性學前教育經費要在同級財政性教育經費中占合理比例；四是撥款有標準，制定公辦幼兒園生均經費標準和生均財政撥款標準；五是資助有制度，制定對困難群體資助制度。“五有”的提出，是對普及和規范的一種促推。我國著名學者劉焱教授測算:如果將學前三年教育納入義務教育，實行免費的三年學前教育，師幼比為1：15，生均成本6136元，按全國3－6歲幼兒5400萬計，則全國學前三年教育財政性投入需求規模大概是3313.44億元。隨著國家經濟的發展，隨著國家對教育投入的加大，這也是我國目前財政水平有可能達到的一個現實，而普及高中教育，目前財力尚有較大困難。
學前教育，作為目前教育中最為重要的一環，其發展情況嚴重制約著我國教育的可持續發展。“平”在起跑線，是教育公平的起點，普及和規范是一根撬動學前教育公平的杠桿，有利于破解“入園難”，“入園貴”等問題，有利于發揮公益性、統一性、義務性特點，能為學生終生幸福奠基。而普及高中教育，一方面超出了目前財政支出范圍，同時還不利于學生學習能力的培養和提升。讓學生在競爭中提升自己，這需要選拔，很明顯，普及不利于這種能力的培養，學前階段的學生主要是消費者，而高中生則已步入了勞動者行列，將教育投入向學前教育傾斜，讓步入勞動者行列的高中生在競爭中勝出，這也是適合學生身心發展規律的教育，這也是在目前形勢下我國教育的應有之義。
李曉潔（岳陽市洞氮小學）：
我記得蒙臺梭利說過，六歲以前的生活基本決定了人的一生。假如兒童0-3歲的發展遇到障礙，形成了心理和人格上的缺陷，進行治療的最好時期是3-6歲。要把握住這一最佳時期讓幼兒養成良好的學習習慣和生活習慣，這也是為入小學前打好基礎的前提條件。顯然，將之納入義務教育范疇，更好地規范學前教育的辦學行為，既符合教育的普遍規律，也迎合了廣大家長的心理需求。
吳才有（東安縣大盛中心小學）：
的確，在我看來，大多數家長所盼望的，也是學前三年能納入義務教育范疇。
首先，現行高中階段教育收費并不是很高。雖然一個高中生每年的學習費用和生活費用一般在1萬元上下，但學校所收取的學費不超過2000元。即便將其納入義務教育范疇，最多也就減免2000元。何況還有一部分農村學生并沒有選擇讀高中，而是進入一些幾乎免費的技校就讀。免費高中并不會讓這部分人得到實惠。相反，學前教育免費，幾乎是人人有“份”，也不會再出現某些地方的幼兒“入園難，難過考公務員；入園貴，貴過大學收費”的尷尬。另外，從辦學設施上看可行性大。各地可利用前階段撤并的村小學校舍開辦幼兒園，無需較大的投入便可解決問題。再說，師資方面，還可以擠出一些中小學教師來就地解決。
易善平（東安縣新圩中心小學）：
我理解的義務教育，其意義并不止于免費，更重要的是讓盡可能多的適齡人群接受相應的教育。所以，該將高中教育還是學前教育納入義務教育范疇，首先應該從這個意義上加以考察。前面方老師說，農村生源人數在逐年下降。據我了解，不止農村，全國范圍內，逐年下降的高考報名人數，以及職業學校的蓬勃發展，都在印證著高中階段生源數下降這一事實。既然這一階段的受教育人數在逐年下降，且這種下降并不單純是人口學意義上的下降，那么，實行三年高中階段的義務教育，在現階段已沒有多少實際意義。
學前教育則不然。這個年齡段的人群，既無職校可讀，也無法就業，他們只能接受規范的教育。這顯然是一個龐大的受教育人群，他們的權利應優先得到《義務教育法》的保護。
龍啟群（新田縣一中）：
易老師的說法，我很贊成。我從事基礎教育四十年，年年可看到不少初中學生的流失；某些地區，被高中學校錄取的新生中有10%～20%沒到學校報到。他們不上高中，除家庭經濟原因外，更多的是學習基礎太差，怕趕不上班。當然，也有家長看社會現象用非常“實際”的眼光：反正讀了高中也不一定考得上大學，上了大學也難找到工作，還去讀那高中干什么？所以在農村，有相當一部分家長不愿送子女讀高中。與此相反，即便在農村，卻鮮有家長不愿送子女進幼兒園和學前班的。
楊才付（保靖民族中學）：
更何況，普及學前義務教育，有利于縮小城鄉差距，實現教育公平。目前，能接受到三年學前教育的孩子主要集中于城鎮和發達地區，廣大農村地區和邊遠地區的孩子還只能接受到學前一年的教育。農村的孩子因為起點處教育的“縮水”，將有可能在接下來的教育中步步落后，這顯然不利于縮小地區教育的差距。因此，為確保各地的所有適齡兒童都能站在教育的同一起跑線上，很有必要將學前教育納入義務教育范圍。
劉文刀（寧鄉縣楓木橋鄉洞庭橋完小）：
普及學前教育的確有利于教育公平，但現階段普及學前教育，會否加速學前教育“小學化”？我們都知道，過早增加孩子的壓力，會影響孩子發育，這對他們將來的發展不利。因此我覺得，現階段如果施行十二年義務教育，還是選擇先普及高中教育較為合適。
羅法（邵陽市高崇山鎮新中小學）：
針對劉老師加速“小學化”的觀點，我想談談自身的經驗。目前，我任教的一年級新生，一個班的42個學生中竟然有23個在入學時還沒到5周歲，比規定的年齡足足小了1歲。和我搭班的教師不止一次向我發牢騷，這課怎么也教不動啊，紀律根本就管不了，教室里不是喊就是哭，或者就是要媽媽，教師甚至還要給孩子擦鼻涕、擦屁股，最后總結出：這學生根本就還沒懂事！
如果說我們不贊成將學前教育納入義務教育的原因，僅僅是擔心幼兒教育“小學化”，那么，如此這般的小學“低齡化”就應該被接受？你或許可以說，家長們可以不要這么早送孩子上小學啊。然而“孩子的爹媽都在外面，家里就我們兩個老家伙，年紀大了，管不了啦，就只好早點交到學校里要老師幫著管了，而學前班交的學費比一年級貴得多，年紀小點我主動多留幾級總比在學前班待著強啊”。農村家長的窘境，難道我們不應該關注嗎？
曹先華（郴州市永興縣樟樹中心小學）：
農村家長的窘境，我們要關注。但一項教育改革措施的出臺，尤其是該措施涉及到修改《義務教育法》，必須綜合全國包括農村、城市在內的所有因素加以考慮。從目前的狀況看，我不贊成把學前教育納入義務教育范疇。
眾所周知，在一些所謂的優質幼兒園，仍以傳授知識為主。社會評判一所幼兒園的優劣，也往往自覺不自覺地以孩子所學知識多少為依據，客觀上又促進了幼兒教育應試化發展。如果政府動用財政，像對待義務教育階段學校那樣來對待學前教育，在一定程度上勢必制造學前教育的不平等。盡管當前學前教育資源已經不平等，但畢竟那是市場競爭的結果，并非政府行為。
退一步來說，政府在義務教育重點學校招生時，還有考試分數線作為相對公平的取舍依據，那么，學前教育的重點幼兒園可能真的就是讓孩子一出生就不平等。如果動用公共財政制造天然的不平等，那將是不可饒恕的錯誤。這或許正是至今國家沒有將幼兒教育納入義務教育的深層考量。
相反，當國家具備了實施十二年義務教育的能力時，我認為應該把高中教育納入義務教育范疇。你看，在很多農村和邊遠山區，由于教育水準的落后，加上經濟上的原因，能夠自費上高中的學生真是“鳳毛麟角”，絕大部分學生過早地畢業，流向社會。這無疑給社會、就業等諸多方面帶來壓力。
我們常說“十年樹木，百年樹人”。一個國家的競爭，根本是人才的競爭。在我們大力宣傳“公平教育，素質教育”的今天，建議國家有關部門把高中教育納入“國家義務教育階段”。這樣通過法律，讓孩子都可以享受到高中教育，這就相對消除了教育不公的問題，還可以整體提高中青年勞動者素質，于己于國都是件令人拍手稱快的事。
譚柳青（懷化市振華職業學校安江校區）：
我也覺得，推行學前義務教育恐怕難以實行，理由有三：一是因為孩子小，家長送孩子接受學前教育的年齡也不一樣，彈性比較大；二是許多地方幼兒教育的設施設備欠缺，特別是西部一些貧困地區幼兒園在很多鄉鎮幾乎還是空白；其三，所謂普及，從政策執行上說，那是帶有“強制”與“義務”規定的，而不能簡簡單單地理解為“免費”。
另外，從國際上看，實行從小學到高中的十二年義務教育是一種趨勢，符合人們的教育需求。
劉昌穩（臨澧縣第四完小）：
的確，目前許多國家在基礎教育領域內，推行的都是十二年義務教育。如我國能全面推行之，無疑將是基礎教育發展的又一大跨越。跨越的意義，不僅在于普遍提高國民文化素質，同時也意味著百姓的教育成本付出將隨義務教育的延展而大大降低。
延展，向高中？還是向幼兒園？的確不好取舍，我想，義務教育的神經末梢觸及到了每個家庭，我們應該將選擇權交給“當事人”――交給為之付出昂貴的教育成本的普通百姓。普通百姓的家庭支出里，教育投入占了相當的比例，尤其是高中階段教育，平均花費不下1萬元，供養一個高中生，一個普通家庭要承受的教育“負荷”，與學前教育相比要高出許多。因此，將高中階段納入義務教育，更順應大眾百姓心理，普通百姓能得到更多的教育實惠。
而目前部分地區出現的學前教育入園難、入園貴問題，雖不容回避，但問題的根源并非學前教育非義務化所致，學前教育資源配置與城市人口擴容不匹配才是主因。只要政府對學前教育資源配置加以宏觀調控，適當傾斜，入園難、入園貴的問題便可立馬解決，上海等城市就有很好的做法。誠然，如果將學前教育義務化，家長會享受到一頓“免費午餐”，但需要付出巨大看護、托管精力的學前教育，因為免費，看護托管的“動力”從何而來？倒不如走政府扶持、市場調節之路，我相信，市場調節下的幼教保育質量將更有保障。
（本期話題由東安縣大盛中心小學吳才有老師提供，在此表示感謝。）
話題預告
“評職稱要過外語關，‘一刀切’的評判標準不合理，很多人為考而考，評上職稱就把英語丟一邊，太形式化了。而且一邊翻字典，一邊答卷，有多大意義呢？”全國人大代表、華南理工大學工商管理學院副院長沙振權表示，將建議取消職稱英語考試。而在人民網進行的一項調查也表明：有71.3%的人認為應該取消職稱外語考試。
一些地方已經大膽開展了職稱外語考試改革，如山西、福建、江蘇等地已主動取消部分職稱外語考試。特別是2007年，貴州取消中級職稱外語考試，還有22個高級職稱外語考試也同樣被取消。
然而，近五年時間過去了，職稱英語考試在我國依然如火如荼，其在職稱評審中的硬指標地位依然未被撼動。將一門非母語的語言，列入職稱評審的必要條件，究竟合不合適？取消職稱英語考試，又是否可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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